“在阿富汗，我曾救治过许多伤兵。”

我对着眼前并排而坐的圣巴多罗买医院人事部长以下三人说道。那天应该是2012年8月7日，伦敦自然早已沉浸在一片奥运热潮中。坐在这张不舒服的钢管椅上，我一边想着，这三位要不是来面试我，此刻大概也正钉在电视机前吧。

“隶属第五诺森伯兰明火枪团的军医助理，乔·华生。……前上尉。”

“是。在阿富汗待了六年。”

“哦，陆军的奖学金……国民保健署也在这里啊。很优秀啊，华生医生。”

我不自觉地挺起了胸膛。没错，并非自夸，但正如面试官所说，我确实相当出色。毕竟在这个时代，我没花一英镑就成为了医生，步入了社会。在这个学生们因学费上涨而反复示威抗议的伦敦，没有比我更孝顺父母、更省钱的孩子了。

“退役的原因是……哦，是负伤了啊。”

“运气不好，脚背中了一枪。但手术和操作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摸了摸靠在椅边、用惯了的折叠手杖。不过，这手杖是折叠式的，原本是日本警察配备的警棍，是当时在阿富汗的恋人教我的，但应该没必要解释到这个地步。

“能长时间站立吗？”

“当然。如果贵院能让我加入‘骑脖子’打闹队的话，我甚至可以证明自己能否站上四十二小时。”

诊疗部长被我的玩笑逗笑了。我本就不是移植外科医生，今天的面试也只是为了招一名只上白班的临时门诊医生。

“对心脏外科有兴趣？”

……问这话的是著名的心脏移植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教授。我当医学生时，他还在爱丁堡大学执教，每年进行多次高难度的心脏移植手术。我曾实时观看过他主刀、长达三十七小时的移植病例。如今有网络，这种事也变得容易多了。他现在竟然是巴茨医院的外科主任，这让我有些惊讶。

“如果是止血经验，我有超过六年普通医生一倍以上的经验。结扎动脉也很拿手。”

“在普通医院的临床经验呢？”

“在巴茨做过一年的初级住院医师。”

“剩下的全在阿富汗？”

“……是的。不过，在医疗课程实习和军医训练中，我也完成了在社区医疗中心的临床课程。”

我慌忙补充道。在英国本土临床经验不足，是我再就业的最大障碍。毕竟我拿了陆军的奖学金，自然必须作为军医服役整整六年。

恰好我在阿富汗干劲十足地工作的那段时间，正是英国向阿富汗频繁派兵的时期。刚刚上任的驻阿富汗司令大卫·理查兹爵士，以“若北约败退，将‘戏剧性地激活’全球各地的激进分子”为由，半带恐吓地成功说服奥巴马增兵。敌人是塔利班士兵，偶尔也会有连字都不认识的小孩，扛着几乎和自己肩膀一样高的恩菲尔德步枪冲过来。

真令人怀念。那孩子骨骼粗壮，肌肉线条理想得像个田径选手。有双好腿，好好培养的话，说不定能参加奥运会呢。

“我希望尽快回归诊疗实务。巴茨对我来说就像母校一样。拜托了。”

我感觉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我点点头，准备从椅子上起身。

“啊，华生医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是？”

“回国后，您没有选择转为预备役，而是直接退役的理由是？”

我一时间没能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闭上了眼睛。浑身都冒着冷汗。

直到现在，回想起那一刻，全身肌肉都仿佛要石灰化般的僵硬感依然会袭来。

（必须说点什么。）

我吐出一口气。这里的空调开得太冷了，连那位略显肥胖的人事部长似乎都感到了寒意。

“……在利物浦有位像母亲一样的阿姨，她身体不太好，所以我想回来……”

我没什么信心，不知这个借口是否编得圆满。

“可以了。”

听到这句话，我怀着与几秒钟前截然相反的心情，离开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