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常纯敏

《花物语》的翻译过程是煎熬的，不仅由于文体本身的困难度，还有故事必然的悲剧性结局。译完《花物语》隔天，我与太太偕友人造访镰仓市吉屋信子纪念馆。这里是吉屋生前最后十年的寓所，由日本近代数寄屋建筑大师吉田五十八设计，占地五百六十八坪，建筑六十三坪。室内格局大器，前后有院，屋后有山，我们甚至在秋阳洒落的廊台瞥见浣熊路过前院。

吉屋殁后，伴侣门马千代将这间故居捐赠给镰仓市政府，充当市民学习公共设施暨吉屋信子纪念馆。我漫步室内，缅想一九三〇年五月《妇人公论》一七七号〈同居爱的家庭访问——两位主妇：吉屋信子与门马千代〉描写两人的生活：

「所以，这个家的形式是由吉屋小姐扮演主人，门马小姐扮演主妇。每天早上，吉屋小姐埋首写稿，门马小姐认真操持家务。到了下午，两人或是一起上街看电影、观赏舞台剧，或是团聚聊天，正是甜蜜的家，感觉上比夫妇家庭更加欢愉明亮。这个快乐家庭并非主人与主妇这种社会常见的组合，而是由两位主妇所构成，因此如前述变成一个问题，然而在记者眼中，它是没有一丝应该被视为『问题』的快乐家庭。」

一九二三年，二十七岁的吉屋结识二十四岁的数学老师门马千代，而后展开同居生活。其时志同道合的女性同居或许不算太稀奇，但能够持续一生就极其罕见了。将此事化为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吉屋的笔力。大正时代，女性要贯彻自我信念相当困难，吉屋远比自己创作的任何一位女主角都来得坚强勇敢，靠着一支笔与门马从大正走到昭和，相伴一生。

吉屋终身未婚，媒体自是不断刺探其婚姻与性向，而吉屋每每以笑话巧妙带过。例如在一九三三年七月《现代》跟政治家鹤见佑辅的〈近代女性解剖对谈会〉上答道：「我或许是牺牲了青春吗？因为太投入写作……我绝对不是不婚主义者。」又好比在一九三五年二月《新青年》的久生十兰访问记事中表示：「我除了写小说，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笨女人，所以就算结婚也没办法做好太太的工作。」

对于一介女流作家吉屋凭笔杆取得莫大财富，以及迟迟不婚却与同性伴侣同居的「同性恋」臆度未曾少过。而即使早在一九二一年便已「断发」，前卫如吉屋者，基本上亦是打死不认。她在〈黄蔷薇〉里透过女学校英语老师葛城美沙织歌颂莎孚，却在久生指出：「有人认为你和门马的关系很『莎孚』？」时，轻描淡写地撇清：「我很讨厌莎孚这位女诗人呵。」

《下妻物语》作者，同时亦是日本少女文化专家的岳本野蔷薇在〈吉屋信子与少女小学与S与近亲相奸〉一文提到，吉屋从年轻时期开始写少女小说，到晚年执笔《德川的夫人们》为止，其作品一贯的主题就是「女子跟男子同样拥有『自我』有何不对！」社会认为容许大正女子受教已属天恩浩荡，吉屋一生都在跟父权体制奋战，要证明女人没有比较差。事业成功如她亦曾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改造》八卷六号的散文〈我想变成男人〉写道：

「我一想到人们因为我是女生，便认为读女学校就够了，可是又笨又不用功的男生却能花父母的钱去大学游玩，不但好生羡慕，甚至对这种不公平感到义愤填膺，所以我从小就想当男生。」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我与太太站在吉屋与门马生前故居。往事如烟，故人已远，吾等女子享公平受教权已久，亦不必如葛城毕业后为了逃避婚姻而去当老师这个她并不喜欢的职业。在台湾，我们拥有同性结婚的自由，不用刻意说笑解释感情状态，也不用像葛城为了符合社会期待而放弃挚爱。吾等女子能文能武，有爱有自由，真是活在一个最好的年代了。

最后，谢谢协助校稿的太太、确认大正时期细节的友人H。

令和五年深秋